Personal works, stories,and outdated fantasies.

埃内斯托的情人

第一天

我也许是第十三个知道埃内斯托住院消息的。

他住在圣德利安中心医院,医院的外墙栽满了红色的杜鹃花树。医院紧邻十字教堂,每天早晨可以听见钟声。医院的门口是著名的孔雀泉大道,另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凤凰街与之交汇。在那背后是整片灰扑扑的贫民区。土地测量员扛着仪器在这条全场不到六十米的小街上来来回回走了七遍。“这里没有什么凤凰街,”他们说,“路在这儿,但无法证明这就是凤凰街。要我说,不如管它叫做孔雀泉大道支路。”

埃内斯托正在病床上玩扑克牌,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颧骨突兀如山脊,两根细细的氧气管接在他的鼻腔里,但还是一个混蛋。我们谁也说不上来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过了多久。嘿——我们打招呼,但谁也没叫出对方的名字来。

他得的是一种家族遗传病,所有患上这病的男性统统在一定年纪后齐刷刷地抬腿走人。留下哭啼啼的遗孀还有财产。这挺好,他说,上帝主动办理了离婚手续,宣告婚姻无效。

可这混蛋是个同性恋。别误会,我对特定人群没有怪异偏见,可但凡有个人能和这家伙产生社会关系超过三个月,一定会在内心某处认同我的说法,甚至会认为和男人在一起搞屁眼才是这家伙的正经出路。如果他祸害的是姑娘,他现在一定是个信走他方的释迦牟尼,而他的子嗣们正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出发赶来寻找他们该死的老爸那棵该死的菩提树。

他让我随便坐下,以便自己可以进行他的纸牌游戏。他说这是件好事儿,意味着他不用还债了,也不用去汽车修理厂上班,他正用着他老妈的社保接受治疗。

“可他们说你得的是不治之症。”我问他。

“说些我不知道的。”他看着我,不得不承认即使病入膏肓,这个人的邪恶笑容依然魅力十足。

“你觉得玛塔兰为何会给你写信?她想让所有人都来和我说再见。”

不置可否。我想起纸袋里还有在凤凰街上买来的鲜花,一束黄色郁金香。埃内斯托让我把花放在上一个访客留下的马克杯里,一个乐队巡演的纪念品。

“我没想到你竟然值得叫艾伦路易斯*到此一游。”

埃内斯托发出那种蠢货才会有的笑声,鼻子皱成一团,猪拱地一样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不我不喜欢光头,”他大笑,“那是巴鲁特奎因的,他在我面前吃下了自己哭出来的鼻涕,你该见见他,护士还以为即刻就要给我上起搏器了。”

可怜的巴鲁特奎因,谁知道这家伙当年有没有躲过埃内斯托的毒手。有那么几年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处处和对方过不去。巴鲁特高大英俊,眉目深邃,而埃内斯托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坏种,当年喜欢他们的姑娘数量却一样多。我想埃内斯托宣告自己的取向对于她们是个不小的打击,同时他也宣告了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他几乎是无耻地,用规则外的拳头砸在巴鲁特脸上,告诉他一切不过是所有人的春梦罢了。

“他飞了四千英里过来和你说再见,也许这真的是仅有一次。”

访客时间到了,护士进来收走桌上的纸牌,撤掉桌板,把埃内斯托放进束缚带里。

他一度十分抗拒自己的治疗,在呼吸困难的深夜,埃内斯托总是拼命挣脱自己的氧气面罩。

床边的墙壁上有十二条刻痕,病房里的埃内斯托用扎着注射针头的手,拿黄铜钥匙的齿尖,不甚利落地刻上了第十三条印记。

“再见诺曼。”他说。


第五天

从凤凰街走到医院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凤凰街。人们都这么叫它,自从第一批移民来到这里,试图在海港边建立起他们的生活,他们就这么称呼这条羊肠小道。如今四周都是高耸林立的现代化建筑,奇形怪状,玻璃幕墙冷峻透彻,反射着毫无温度的阳光。凤凰街就像一条被遗忘的旧皮带,破破烂烂,贫民窟的人们在街上做些小生意,夜幕降临后,从棚户屋里传出番茄浓汤还有烤馅饼的味道。这个季节阳台上摆放着各自栽种的鲜花,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年轻的巴鲁特曾在这条街上摔断过腿,那是一次车祸,肇事者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一切后选择逃之夭夭。那时的圣德利安是个有钱人才去的起的地方,凤凰街上的女草药师救了他,她的屋子像是个随时会倒塌的纸箱,里面装满了家具和炉罐,房间已经不堪其重,地板也被压得变形。女草药师把巴鲁特放在一张吊床上,用炉子里的药水还有棉布覆盖住他血肉模糊的撕裂伤口。她还用一条绸带绑住他的脚踝,另一端则灵活地打了一个结,吊在天花板上,做成了一只简易支架。

巴鲁特在凤凰街住了两个晚上,期间我们找遍城中所有的酒馆和妓院,终于在地下的欢床上把埃内斯托拖了出来,巴鲁特想见他,原因很简单,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女草药师的药水让他的伤口不断涌出腥黄的浓水还有腐烂的血肉,他感到很虚弱。而埃内斯托却连自己的下体都还没擦干净,他穿着绣着大丽花的丝绸长袍,那玩意儿淅淅沥沥顺着腿根流到他的缎面软鞋上。他既玩屁眼,又喜欢被玩。事情很复杂。

如今谁也不相信巴鲁特会死于一条断腿,这已经成为一个笑话,埃内斯托是最早把这一切当笑料的人,虽然他正是引起事件的原因之一。巴鲁特那天本是为了找他来的。就在他骄傲地宣布了自己屁眼的喜好之后,巴鲁特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想要把整个星空铭刻在灯塔的石墙上。就在他刻到大熊星座时,年轻人决定去见背叛他的好友,他把波斯产的雕刀扔进大海里,带着敞开流血的心脏走进了凤凰街。

埃内斯托来了,他的好友用哀伤的眼睛看着他,像是森林里临终的鹿。“你可以给我一个吻吗埃内斯托?”他说。

我们不知道埃内斯托有没有吻他。

他们独自待了一整个晚上,那也许是他们一生中唯一共处过的完整夜晚,大熊星座就在他们头顶,抬起头,在破旧的木板和漏洞的天花板间,就能看见它们。神秘派的诗歌隐喻无法描述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女草药师在阳台上种植的花草在一夜间全部盛开,天亮的时候我们进入房间,像是闻见了世界上所有的花香,上帝的后花园,馥郁的香气之海。而两个男孩挤在一张吊床上,巴鲁特的手臂紧紧地环绕着埃内斯托,他还有呼吸,他还有体温。

就在那个夜晚过去后,女草药师的药剂产生了作用,巴鲁特的伤口很快痊愈。他在一个星期后离开了凤凰街,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巴鲁特奎因。

埃内斯托刚刚结束了一场手术,他失去了一部分的肺还有肠道,他告别了纸牌游戏,在抬高斜度的病床上。麻药还在他的身体里未及代谢,他看着我的眼睛愣愣的,就像那只鹿。

“又见面了。”

我给埃内斯托带了瓶白兰地酒,权当增添新的摆设,几天前的郁金香已经枯萎了,耷拉着脑袋,成了烂黄的布满皱纹的尸体,花枝腐烂在巴鲁特的马克杯里,溶解成绿幽幽的一杯水。

他们原本有一个菲律宾的女看护,在合约履行至第三周的时候下落不明,玛塔兰自然负担不起再请一个的费用,她和家里的长女共同肩负起护理埃内斯托的责任,很快也精疲力尽。

埃内斯托从死神的地府游走一圈后又回到人间,躺在病床上看他的人间落日,像个煎坏了的鸡蛋,这是他的形容,圣德利安的杜鹃花在金色的天幕下发出耀眼的红光。

“我不知道地狱里是否还能看见落日。”埃内斯托发自肺腑哀叹。

我安慰他,说他下地狱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几天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男的女的,从麦德林来从圣何塞来从帕斯托来,他在智利的老朋友也来了一些。人们十分默契地没有在病床前谈论埃内斯托的病情,他们说些打趣的话,像以往一样谈论诗歌和葡萄酒,还有政府军掌权后带来的政治迫害。埃内斯托在他的活棺材里侧耳倾听,这些东西多少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很快就恹恹欲睡,等人们回过神来时,他已经侧过头去,在夕阳的余晖下睡着了。

“我的天哪。”赫莲娜终于在此时爆发了哭泣,“我还以为我们就此失去了他。”

那是难得的沉默,我是说要让一屋子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安静下来很简单又不那么简单。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埃内斯托人生的一部分,却无法把它们完整的拼在一起。

埃内斯托中学毕业的那一年遭遇了政变,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要求每个年轻人在毕业后加入战场——不管选择从哪边进入。埃内斯托失去了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他的美国梦破灭了,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看见威尼斯运河,也永远无法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他被上帝恩赐的恒久乐观在此时也眷顾着他,他用他天真的无赖劲儿告诉所有人参军无非是上帝唆使他有意进行的性犯罪,他异于常人的放浪天性将在军营里得到彻底的解放——所有人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即使是埃内斯托自己也这么认为。我们都以为他完蛋了,他无法从战场上存活下来。他不擅长服从命令,他的视力自一次酒后坠河以后也变得不如从前,他现在还有散光的毛病;一旦面对不熟悉的事物,他会本能地皱起鼻尖,仿佛鼻子用力就能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

他参军了不到短短两年就被扔出了军营,原因是喝酒闹事,他带着被打断的三根肋骨还有一颗牙被遣返回家,同时一个中士因为他们的缘故还在医院里,他们的队伍还有两天就要深入南线的丛林。

埃内斯托随后用遣散费给自己装了一颗金牙,他感觉挺不错,可他从来不提那次喝酒闹事的原因。

军营里的屁眼不好操。他总是这么说。都是一群忠诚老实的傻子,碰了一下就和娘们似的想要许订终身。

战争在埃内斯托离开军营后爆发,他所在的分队全部牺牲于南方的丛林里,死于毒气弹死于沼泽死于炸弹。而唯一的幸存者在一间汽车修理厂里捡起父亲的手艺,后者可以闭着眼更换一枚火花塞。

战争结束后的春天,埃内斯托的修车行来了一位高大沉默的上校,他的肩章闪闪发光,他有着极其荣耀的家族姓氏,还有足够长的名字。上校既没有车需要修理,也没有可更换的火花塞。在他外套的口袋里有一支左轮手枪,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埃内斯托收到了他一直逃避的子弹,它既不来自战场,也不来自仇恨,而是一个男人遭受的背叛和爱。子弹准确地击入右侧肩胛骨,成了下士埃斯内托无冕的勋章。


第七天

第十四位访客在一个雨天抵达。

他坐在病房的角落里,像一尊石像,只有眼睛白的发亮,好像是他身上唯一会说话的部位。他坐了连夜的火车从墨西哥边境赶来,他说自己叫何塞·尤特里安。

他的英语有浓重的口音,话也不多,相貌平平。他像是树林里最不被讨好的巨大橡树,只有路过有需要的棕熊才会上去磨蹭痒痒。

而埃内斯托就是那只迷了路的棕熊。

在埃内斯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怀念他的人们常常争执于他终其一生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屁眼,这个指代没有任何侮辱的意味,因为事实毕竟如此。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何塞·尤特里安的名字才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谈起。一开始谁也不认识这个从墨西哥边境出现的人,他在本地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足够有名的亲戚可以令人们想起他是谁。人们把他归于埃内斯托人生后十年的历史产物,那段时间他远离故土,在赤道附近的某个国家度过了几年时光,出版过几部诗集,拍过一些不入流的电影,直至最后他的家族遗传病将他召唤回来

他成了这家人的免费护工,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他来此的目的,他手脚麻利,像一棵真正的橡树。每天早上他会给僵硬了整夜的病人翻身,用沾了温水的毛巾擦拭埃内斯托的身体。他处理起排泄物来眼也不眨,把便盆塞进去,默数三十秒之后伸手下去擦拭,拿出东西。有时候那东西的气味令人无法忍受,就连埃内斯托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可他就像个只会执行命令的士兵,就算要把那东西吃下去他恐怕也不会有任何犹豫。玛塔兰会在每个下午送来煲好的汤,他则像个听话的长兄一样,一勺一勺喂病患喝下去。

可埃内斯托不喜欢他,不需要太多观察就能发现。他的出现简直教埃内斯托发疯,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对话,何塞来了,埃内斯托就闭上眼睛装睡,除了必要的他不得不倚靠别人才能完成的事情之外,埃内斯托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懒得喊,只当他是挂在墙上的抹布,需要的时候自会有人把它拿下来。

后来我在医院里服刑的朋友向我求救,他希望我能替他搞到一辆轮椅,他想要下楼去走走。

“可你刚接受过手术。你的肚子和刚剖好的鱼没什么区别。”

“给我搞一辆该·死·的·轮·椅!上帝,谁他妈在乎我会不会把自己的肚肠都颠出来?”

于是我给他搞了一辆该死的轮椅,我们违反了医院的规定,把一个刚做过手术的病患装进轮椅带下了楼,我们不知道医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常识上来看,我基本等于在谋杀。

他找到一处无人问津的角落,这里开满了红色的杜鹃花,温度适宜,从加勒比海吹来的晚风轻轻地打着转。

埃内斯托披着玛塔兰的围巾,他和他的母亲有着同样的眼睛,当他们虚弱时,眼尾也会不堪重负地沉下去。

我满足了我的朋友第二个自杀式的冒险请求:一根香烟。他朝我要这东西有一阵子了,如今他丢失了四分之一的肺叶,却还想要拔掉氧气管来一根。

“我上次吸烟是十一个月前,你总不能让这玩意儿最后出现在我的遗愿清单上。”

我从凤凰街上给他捎带了一盒,看他用枯枝一样的手指动作熟练地把烟叶裹卷在一起,接着快活地在烟雾里大吸特吸起来。

“我这阵子总在昏迷,天一黑我就死了,等我醒过来时,总要费劲想一想你们谁是谁。”

他说他已经在梦里看见了自己来世的生活,他在加尔各答的街头卖香烟,并且仍然喜欢男人屁股。世界这头如果有人叫他,就会从枝头上落下一朵杏花来。

“可我在梦里还记得你,诺曼,这可真是件奇怪的事。我在来世有了自己的香烟铺,却还在想着你能过来和我一起抽一根。”

我掐掉自己的烟,它太苦了。

埃内斯托还在絮絮叨叨,说他很想吃那不勒斯馅饼,喝一杯放了糖浆的白兰地。这世上最好的零食是栗米棒,慕斯蛋糕上的酒渍樱桃。上一次吃到这些东西是在芝加哥的一家餐馆,餐馆老板用整条手臂纹上了耶稣的脸。

那也是他第一次遇见奥雷阿的地方。他的一腔痴情,铭心刻骨,都跟随着这个男人坠毁在阿勒格尼山脉沉默的石壁间。

我们谁也没有提起那个名字,那是埃内斯托的禁忌,如果他的生活史是一部连续剧,那么这一段属于付费频道,而且还得是会员专属级别。

“埃内斯托,”我说,“你这个混蛋死得过早,是对所有人的折磨。”

“你让我们不得不记住你,二十年,六十年,以后每一个亡灵节我们都能听见你在坟墓里的笑声。”

埃内斯托痴迷地吸完了最后一口烟屁股,他实在不能摆脱尼古丁,最穷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去偷妓女的烟抽。

“诺曼,真遗憾我现在无法坐起来和你痛痛快快干一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不是么?充满了遗憾,我们真心喜欢彼此,可我们从未相爱,想到你的屁股,我的老二只会忠诚地选择装死。”

“你的老二是个好人,”我说,“至少比你要好得多。”


第十三天

有段时间我没去看埃内斯托,听说他复发了数次癫痫,最长一次昏迷达三十个小时。我们都以为他真正地要死了。

我带了从加尔各答街头买来的骆驼牌香烟,放在他沉睡的枕边。昏迷中的埃内斯托比睁开眼时更像个圣人,他终于不说疯话了,所有注进他身体里的营养液从导尿管汩汩流出,他眼下的青色像是象牙石上生长出的苔藓,经年累月和石体本身结合,层层地沉淀下去。

玛塔兰因为过于心碎已经无法守在儿子的床边,现在他的身边只有何塞·尤特里安,他的橡树。

我们分掉了那一盒骆驼牌香烟,窗外是玫瑰色的薄暮,晚间新闻预测了今晚的雨。何塞·尤特里安站起身来,将被风吹得作响的窗户关上,潮湿的雨雾混杂着杜鹃花的香气,被隔绝在3毫米的玻璃之外。

他依旧没有很多话,我们的对话只在谈论埃内斯托时成立,他谈及之前的几次昏迷,它们来的毫无征兆,有时仅是去给鲜花换杯水的功夫,就看到床上的病人头歪斜在一边,紧抓束缚带的手此时也松懈。

他会在昏迷中胡乱呓语,很多人的名字,还有何塞的,叫他们走,离开这里,他们的超级巨星埃内斯托准备离开了,他不打算继续表演,也不打算为这些被他碎光的心继续负责。

“他就像白象,”何塞用他不甚流利的英语说,“临终的时刻悄无声息离开群落,走进森林的最深处,只向他自己一人告别。”

“我说过所有人在他离开后会继续自己的生活,”我说,“这混蛋感到高兴,但随后又咒骂了好几分钟。”

“他无法忍受,”何塞说,“他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面对自己的孤独。”

可死就是孤独本身。我想。

何塞说埃内斯托死后他也许会回到墨西哥,他的家庭,妻子还有女儿都在那儿,她们在莱昂拥有一套两层楼的房子,花园里是他妻子亲手种的玫瑰还有樟木。何塞在一个午后收到电报,那是他五年来第一次得知埃内斯托的消息。

她们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以为只是公司派遣他进行了一个无比漫长的公事旅行。他们的香樟树在一夜之间掉光了所有的旧叶子,他的妻子在院子里清扫着落叶,挥手向他告别。他知道明天这树掉下来的叶子还是一样多,而他的妻子将永远都在清扫那些落叶。

“我最小的女儿还提醒我不要忘记她的礼物。”他说。

我告诉他也许可以去看看凤凰街,那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年轻的埃内斯托,诺曼奥莱特,还有巴鲁特奎因,他们都曾在这儿。

何塞·尤特里安和埃内斯托相遇在利伯维尔的一家酒馆里,那个无耻混蛋把自己乔装成遭到流放的无政府主义诗人,他的背包里还有一本从未出版过的诗集,那是他唯一可以向海关申报的财产。毫无疑问的,何塞被他蛊惑了,他在当地运营着一个小电台节目,也算是个颇有名声的摄影家。在艺术的虚假光晕里他们相爱了,在永远没有冬季的国度,杜鹃花永远盛开。对于埃内斯托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诈骗的开始。他引诱着年轻的艺术家体会了另一种爱情,狂野的,热烈的,但毫无结果。何塞用他所有的钱出版了埃内斯托的诗集,买书的人却连半个公交车都站不满。与此同时,他在当地的一家妓院里找到了失踪半个月的情人,他喝得烂醉,屁股里还夹着男妓的那玩意儿。

“主,你赐予我品尝甘露的嘴唇,我却用来吮吸阴茎。”

那是埃内斯托人生最后的一句诗,他选择把它做成刺青,纹在了自己的左屁股蛋上。最后替他收尸的人仍是何塞·尤特里安,他翻过他的身体,像是读完了一本书,接着在最后一页看到这一句。


第十九天

埃内斯托醒了,情况变得更糟,他失去了理性,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

他用一整晚的时间尖叫和哭泣,扯坏了他的束缚带,大声叫着魔鬼都站在天花板上看着他。我们不得不压在他身上,让护士把新的束带绑在他身上。玛塔兰无法在见证一切后保持平静,她的心脏病发了,很快被送去了另一间病房。

那一天家族里的亲戚都来了,埃内斯托的七个姐妹,还有舅舅姨母,他们都感觉到了那一天的临近,没有人哭号,在挣扎和喊叫的病房外,人们能做的只有叹息。

何塞即使在最后也紧紧握着埃内斯托的手,他成为他宣泄痛苦的容器,埃内斯托最后瘦的只剩一把骨头,十指在手臂上留下苍白的烙印。他不断呕出黄色的浊液,于是何塞只有时不时地掀开氧气面罩进行清理,免得埃内斯托被自己的呕吐物噎死。

所有人都做好最后告别的准备,趁埃内斯托还清醒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来到病床前。他已经无法再向之前一样给予尖酸刻薄的反驳。他被注射了大量的杜冷丁,人像是漂浮在苦艾酒上的鸦片,浑浑噩噩,亟待融化。他看着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对于大多数的告别,他无动于衷。

“诺曼,我还想喝一杯白兰地酒,加过糖浆的。”

“你在加尔各答的街上问过我,哪里有这世界上最好的酒馆。你买走了一盒骆驼牌香烟,那是我自己的,也是我最后的骆驼牌香烟。”

我坐在他的床边,垫高枕头,试图让他更舒服些。

“加尔各答没有杏花树。”我告诉他。

“一切都在我的梦里。”他用力眨了眨眼,似乎想要赶走眼前的混浊,他的眼睛已不是从前那般透彻。

“你,你们,还有奥雷阿,都在我的梦中。”

“我快和他一样老了,我的奥雷阿,他懂得控制把杆的角度做出一尺高的冰淇淋。他是唯一一个用这东西向我求爱的蠢货。”

“我们在他公寓里操的屁股,他那玩意儿又粗又大,能结结实实塞满你的屁眼。他一边干我,一边教我认识芝加哥,还说我硬的和西尔斯大厦一样直。”

“他是1977年走的,你们找到他的骨头了吗?”

“Mon ami, mon amour. Pourquoi je ne te connais pas quand je t’a vu dans mon rêve?”

“他正教我跳舞,跳啊!跳啊!他身姿飒爽,还和在芝加哥时一样倜傥!你们呢?何塞,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

“转圈!旋转!若是我踩了你的脚,那可对不起,因为我的眼睛只能看着你。”

“来人!替我们斟上更多的酒!地窖里有好多好东西,把它们都拿上来!今夜谁若不曾酒醉,谁就是最大的恶人!”

“我为什么看不见你们?”

他已经看不见了,何塞在他的面前晃了晃手掌,灯火已从他眼中熄灭,只剩下两簇塌陷的灰烬。

何塞在他的枕边唤他,他的情人却仍在梦里寻觅。

“你这个老狗,为什么要在角落里哭泣?待过了这个黎明,我还要和你谈谈为什么不让我喝酒的问题。”

“他们已经减少了输液的剂量,埃内斯特。”

何塞·尤特里安用袖口擦去眼角的泪水。“你没救了。”

“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何塞,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的屎尿你还没有受够吗?你的爱已经践踏了我的尊严,而你势必还会亵渎我的坟墓,用你的眼泪,还有所谓的爱。”

“埃内斯特,你是世上最可恶的巫师,你诅咒我永远爱你。”

埃内斯特睁着他已经失明的眼睛,梦中的舞会已经谢幕,奥雷阿穿着舞衣向台下鞠躬,再见,祝你们今夜愉快。

生命的最后一刻里,埃内斯特才意识到原来他并不知道爱是什么,他错过了世上所有的好东西,包括加了糖浆的白兰地。

何塞·尤特里安,埃内斯特最后的情人,直至生命的尽头仍紧握着他的双手。

“何塞,各位,我真的很痛苦。”埃内斯特说。

“我要死了。”


第二十一天

埃内斯托死了,死在一个杜鹃花香气馥郁的早上,前来换班的护士发现此人垂首枕侧,挣脱了他的氧气面罩,已然没有了呼吸。

心肺复苏只尝试做了三十分钟,在场之人都觉得已经抢救无效,重要亲属在此时刻纷纷赶到,像是广场上纷落的群鸽。还有何塞·尤特里安,他的手里还拿着从凤凰街上买来的新鲜茉莉花。

它最终还是留住了自己的名字,凤凰街,不这么叫它我们甚至找不到路在哪里。只能拿着手里的地图,盲人似地在这条羊肠小道上走来走去,说着此地明明应是凤凰街,但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个名字的存在。

我们谁都没有想过失去了埃内斯托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就像是添加了灰尘的晨间咖啡,这味道不同以往,但人们还是会皱皱眉头喝下去。

有不入流的诗人在诗歌里讨论埃内斯托的死,笨手笨脚地,想将本不属于他们的珠宝安在粗制滥造的首饰托上。

——“他是生活的斗士!”

——“他征服了爱与死!”

——“他证明了现代生活无非是一截直肠!通向何方?硕果还是虚无?献给虔诚耕耘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的诗集都是由何塞·尤特里安赞助出版的,在那之后曾有电影出品人拿着剧本和钱上门来,他们打算拍摄一部有关埃内斯托的电影,三流的同性恋诗人。我猜他们没能找到合适的饰演埃内斯托的人选,更不明白如何演绎这样一个角色。他们找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相貌倜傥的白人来,可埃内斯托只是个干瘦狡猾的渣滓,带点儿浪漫主义色调的那种。事实上如果你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与他街头相遇,所看见的不过是个不值一提,带着大麻臭气,谎话连篇的酒鬼,他甚至无法完整地背出字母表。可他宣称如果有人给他钱,他能够将力士参孙倒着背一遍。

何塞·尤特里安拒绝了这部电影,他不希望它上映,和埃内斯托有关的一切都是藏在口袋里的匕首,是他现实生活最大的敌人,他不喜欢‘埃内斯托最后的情人’这个称谓,但他靠着几部出版的作品赚钱。最终他们举家迁移去了美国,何塞可以自誉是文学界的星探,可他不再被年轻艺术家的屁眼所引诱了,彻底收手,到此为止。

后来我们不太记得埃内斯托是怎么死的了。各种故事的版本众说纷纭,有人说死神是心脏病,也有人郑重其事地说是花柳和梅毒,他是个同性恋,又是个艺术家,所以性病是他最好的归宿。

见识过他死的人都未在此时站出来替他辩护,埃内斯托太狡猾了,他在所有的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迷咒,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被那个充满杜鹃花香气的早晨所迷惑,在接下来的余生里,这个早晨总像是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在你睡意朦胧或是走神的时刻敲响房门,走进客厅,接着大剌剌地坐在你新买的藤编沙发上。我们都这么经历过,真的,已经死去的埃内斯托晃荡着架在沙发椅子上的腿,对你吆喝着要冰箱里的啤酒喝。你走过去,拿了瓶酒,克制着自己不要一拳击碎着家伙的漂亮下颌骨上。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刻,埃内斯托突然抬起头,看着你,接着抛出了那个问题。

“老兄,答案很简单。”

他晃着腿说。

是很简单,可生活的真相往往就在鼻尖下,于是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重历,以期找到他们所寻找的答案。

1995年的凤凰街,有人看见了当年持枪伤人的上校,他醉的稀烂,从酒馆里跌跌撞撞,摔进街心的烂泥中。距离当年的案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没有人想要逮捕他,他成了过往记忆的囚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在那一刻里,杜鹃花的早晨突然降临,于是从呕吐物中爬起的男人流着泪问路过的每一个人,知不知道埃内斯托的坟墓在哪里。

他向路过的每个人讲述自己横亘不去的梦,梦里的一切都浸泡在雨水中,他们沉睡在泥泞的战壕里,像是被遗忘直至战争结束,他们的枪管上长出了藤壶,发射出的子弹裹挟着贝母的珠光。埃内斯托扯掉纠缠身上的水草,向已经死去的战友投来目光的告别。

“死神不曾侵占我,我要在他的头顶上撒一泡尿。”

我们都知道埃内斯托死于自杀。而我们忘记了埃内斯托的坟墓在哪里,我们不记得是否参加过葬礼。渐渐地,我们连埃内斯托的死,都已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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